回归儿时梦想

已经进入经常回忆的年龄。但是,尚未到只有回忆的时候。
想起了儿时从被磁铁吸引,到能自己DIY一个耳机(挂在有线广播线上听广播),再到从自己做的单管 无线电广播接收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最后把无线电变成了自己的职业。
想起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国家开放业余无线电活动,第一批加入协会,从收听台开始到取得发射资格,还是自己做的十米短波手机、40米SSB发射机等等,终于发射出去自己的电波,实现了儿时的梦想。
后来,生活的压力挤走了业余的爱好。工作的变动迫使自己把那些电阻电容、板板盒盒装进了储物箱,锁进了储藏室。
人生爬到了山顶,风景成为脚下。儿时的梦想又回到脑海,萦绕不绝。几次走进储藏室,搬出心爱的宝贝,擦擦灰尘,鼓捣一会儿。无奈条件不允许,按下心中的骚动,又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进储物箱。
转眼又是两年,到了今年春天,终于下定了决心,找回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活,重拾儿时梦想。

人生之路,说长亦长,说短亦短。上山艰辛,下山更要当心。不论上山还是下山,尽量多看到一些更斑斓的景色吧!

又是一年春来到

一阵凛冽的寒风过后,太阳恢复了温度。
鞭炮声已经渐渐多了起来,手机也叮铃铃不停的报告着朋友祝福的短信。
又是一年新春到!
人们用春节寄托辞旧迎新的愿望,盼望新的一年有新的收获、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童年记忆——“讲用会”

文革初期,全国大兴“活学活用”,红宝书红遍神州。
这年夏天,全省“活学活用”先进人物“讲用会”隆重召开,广播现场实况转播,组织大家收听,不论工人农民、男女老幼,全得参加。
其中,有一位来自新乡地区的少年小伙,大概十五六岁,记得好像姓李,有一段讲得非常精彩,以致四十年后依然宛如耳畔,记下来请朋友们分享。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段语录在当时是妇孺皆知,且看这位是如何“活学活用”的:
“下定决心去偷瓜”:人民公社年代,“以粮为纲”,种瓜种菜是“资本主义尾巴”,因此,生产队难得有一小片瓜田,还得隐藏在偏僻的角落里。孩子们嘴馋,但是想吃瓜要冒很大风险,一是看瓜的王大爷很凶,又直接受命于队长,瓜就像他的宝贝孙子,整天就住在瓜庵里,寸步不离,日夜守护;二是跟着王大爷的一条大黄狗,机灵的很。所以,想吃瓜的话确实需要首先“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往里爬”:地边都是些王大爷给小媳妇儿、小孩子解馋预备下的,三流货色。真正又大又甜的好瓜,都在地中间呢。
“排除万难挑大的”:小心翼翼钻过篱笆,屏着呼吸贴着地沟爬进瓜田,炎炎夏日,早已是浑身汗水,又能躲过王大爷和大黄狗的耳目,真是不容易,一定要挑上一只大个的!
“争取胜利拿回家”!他如愿以偿的胜利了吗?就留给朋友们自己去想象吧!
政客们对待经典“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用字当头、急用先学”。这就是林彪的“活学活用”最典型的事例、最恰当的注解。

童年记忆——买书

我第一次想买书的念头发生在二年级时,第一本我想买的书是《毛泽东著作选读》。那时,这本书还是竖排本,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前者是给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读的,有上下两册;后者是卖给普通读者的,只有一册。那是1965年,“四清”运动已经轰轰烈烈,文革风雨欲来。广东省编的《毛主席语录六十条》风靡全国,连我们这样的小学生都是人手一册。雷锋的那句“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成为时尚经典。我们被要求在为军属、五保户义务劳动打扫卫生时,还要为他们宣读毛主席著作。二年级第一学期尚未读完的小学生,书上的字还认不全。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组织我们为一家军属担水、打扫院子,然后请老大娘坐下来听我们读《纪念白求恩》,这次轮到我来读。谁知,刚读了两句就遇上了生字,读不下去了,只好回头问同学,尴尬的是同学也认不得,好在同学告诉我“跳过去”,稀里糊涂的不知又往下念了几句,就草草收场,更不知老大娘听进去了几个字。
公社供销社的门市部有一架柜台摆的是书,那本淡黄色封面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理所当然地摆在突出的位置。我向大人提出我的要求后,母亲请售货员拿出那本书,翻了翻,看了看定价,不知是觉得小孩子还不适于读呢,还是觉得有些贵了,母亲就跟我商量,买了一本《雷锋的故事》,这就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自己的书。
此后买书的经历,我在有关读书的回忆中已经讲到了。

童年记忆——我的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姓张的女老师,三十多岁,胖胖的脸,不苟言笑,但对我们很好。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是秦继朗老师,瘦高个儿,很帅气,也很严厉,同学们都有些怕他。一次早操,大概因为我在走步时心不在焉的望着天,被他叫出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尅了一顿。二年级还没读完,我正在做值日的一个早上,家里来人叫我回去,“你们家要搬走了。”我匆匆收拾了书包,回到家,马车都已经装好了。我就这样连声告别都没有就离开了我的启蒙学校。

回到县城,很久没有去学校报到,因为那是1966年,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被打倒,没有人管我们转学的事。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初中时的班主任朱庚山老师。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我的家乡,连老婆恐怕都是组织上配发的,成份不好,有残疾,又不会做生活操持家务。至今在我的眼前都浮现出朱老师深灰色或黑色的旧棉袄、皱巴巴的中山装衣襟下面露出长长的、高档的白绸衬衫的模样,头上是赵本山那样帽檐已经折得软塌塌的旧帽子,浑身的粉笔灰也懒得去管它。岁月除了留在脸上的深深皱纹,还有略弯的脊背。他的课教得非常好,充实而活泼生动,且善于因材施教,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晚上或者星期天,我们常到他家去玩。

一个星期天,我们围着坐在藤椅上的朱老师聊天,一个同学问起了“外国人怎么叫中国?”朱老师知道我们没有学外语,就笑眯眯的告诉我们:外国人把中国叫“支那”,发音就像“秦那”。我们又问:“秦那”是什么意思?朱老师娓娓道来:中国古代盛产糖,大量出口到西方。西方人吃了中国糖,都翘起大拇指称赞:“甜哪!甜哪!”见了中国人,也是“甜哪!甜哪!”时间久了,“中国”就成了“秦那”。说完,哈哈一笑。我们半信半疑的,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许多像朱庚山老师这样带着右派帽子的优秀教师,他们学问渊博,才华横溢,热爱学生,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在生活的逆境中,依然诲人不倦,传递着文明的火种。在我们考高中时,全县成绩的前十名中,不论语文、政治,还是数理化,都有我班同学的名字。

童年记忆——我的动物朋友

我接触的第一只动物是一只已经烧熟了的知了,严格地说,对我而言,那应该算是食物,而不是动物了。姥姥抱着不满周岁的妹妹坐在门楼外的青石墩上,把烤得鲜香诱人的知了从我手中拿过去,一边剥出里面的肉,一边对我说:“跟妞妞分着吃啊。”

最早的动物朋友应该是家里饲养的大母鸡。那时候,不论城乡,家家都要多少养几只鸡。姥姥把其中一只大黄母鸡指给我,“它是你的。记着喂它,下了蛋给你吃。”然后就教我们怎样撒粮食给鸡吃,傍晚鸡上窝后用砖头把鸡窝的门堵上,早晨起来再打开把鸡放出来。午后,当母鸡“咯咯大、咯咯大”地叫着报功时,赶快跑去捡来,小心翼翼地捧给姥姥。刚下的鸡蛋热乎乎的,捧着它心里都有暖暖的感觉。姥姥就这样开始培养我们帮大人做家务的劳动意识。

实际上,母鸡们更多是充当了我们的活玩具。它们特别温顺,也不怕我们小孩子,所以一伸手就能抓过来。很多时候,我去抓它,他不但不跑,反而卧下,松下翅膀,做出投降的样子。由于抓得多了,有的老母鸡脊背上的毛都快要秃掉了。

大公鸡可就不一样了。有一种叫“来杭鸡”的大白公鸡,个子大,能有七、八斤重,浑身雪白,长长的大红冠子,总是昂首挺胸的模样。不知怎么,不能见穿着鲜艳的小女孩,一看到,远远地就追上来啄,甚至跳起来啄到头上去。有两三次要啄我妹妹,被来我家照顾我们的大姨拦住,把鸡嘴都给踢断了。但它劣性不改,终于在一次啄了邻院的小妹妹后,大人生了气,把它给宰了。

当然,跟家人最亲密的是狗。动物们似乎与儿童有天然的亲和力。八、九岁时,有一天起了坏心眼,想看看狗被逗急了是什么样子,就拿一根木棍捅它。刚开始,这只一岁多的半大狗以为跟它玩呢,渐渐的感觉我的意图不对,就往屋里躲,被我追过去,又躲进床下面,先是咬住我捅过去的棍头,哀哀的求饶,后来忍无可忍,凄厉地叫一声,赶快窜出家去逃了。我丢下棍子,心里有一些恶毒的得意。过了小半天,它回来了,看到我,依然摇头摆尾地向我示好,没有丝毫记恨的样子。唉,忠实的小生灵!

大学放假回家时,走到离院子还有几十米,家里的狗就大声汪汪的叫起来。快近家门时,反而听不到它的叫声了,原来已经站在门后等我了。一推开院门,和母亲“我儿回来了”的声音一齐扑上来的就是这只比我还要兴奋的狗,扑到胸前亲我的脸,然后前后左右蹦着跳着亲我的手和裤脚,似乎在尽情诉说几个月不见的思念。

小时候,真正属于我自己饲养的动物有兔子和鸽子,都是我从同学那里讨来的。小兔的饲养很成功,也费了很多劲,给它们挖地窖做窝,秋天跑很远割青草晒干了做过冬的储备等等。饲养小鸽子的失败让我伤心且内疚。我弄来了两只小鸽雏,一只略大,已长出了羽毛,另一只刚出窝不久,还是浑身绒毛呢。我剪了一个小纸箱给它们做窝,把小米含在嘴里喂它们。夏天的夜里,下起了雨。我被风雨声惊醒后,担心着放在外边窗台上的小鸽子。但是,怀着侥幸心理的偷懒和孩子的贪睡,葬送了弱不禁风的小生命。第二天早晨,我呆呆的望着死去的小鸽子,找了一片干净的土地连同小纸箱一起掩埋了。我没有给这些小生命尽到朋友的职责,我愧对它们。

童年记忆——读书

在我一生所读的书中,除了课本之外,最早的一本书是父亲带回家来的一本农村科普读物《谈天说地破迷信》。它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里面所写的是我从未经验过的新鲜的知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的一节,它告诉我:天上能用肉眼看到的星星不过几千颗,绝大多数是自己会发光的恒星,只有几颗是地球这样的行星,等等天文常识。或许就是它向我打开了科学之门,进而影响了我一生的志向。这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事情。

在这不久,我又向邻居家一位比我高一、两个年级的同学那里说了很多好话借来了一部长篇小说《红日》。书不知已经传借了多少手,书角卷了起来,而且前后都已经少了几十页。我很兴奋地抱回家,心想,我也能读大本的小说了。可是,回到家里,读了几页,读不懂,很扫兴。倒是二姐拿去兴致勃勃地读去了,大概读得投入,耽误了帮大人做家务,还被大人骂了一顿。恐怕这也是我此生做理工而未从文的原因之一吧。至今,我都还没有机会再读《红日》。

我读下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也是父亲带回家来的。也许因为是自家的书,可以一点一点、一遍一遍慢慢地读,才把它读完读懂了。小说一开头对团长在旅途中的描写,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体验,使我感到整部小说的情绪基调有些压抑,尽管里面对女英雄高山的描写那么脍炙人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团长负伤住院时昏迷中深深掐着护士的细节、是高山的搭档被困在磨房里的情景。这些或许是我性格中抑郁多于亢奋的原因所致。

让我品尝快乐阅读感受的是中国民间故事。文革开始,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无人管了,高年级的同学就从里面拿出一些书来,要好的同学就借给我们看。我得到的就是几本民间故事集。民间故事中那么多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人民形象,那么优美的各个民族的动人传说,肯定影响了我一生的世界观。

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文字几乎全变成了大字报,批判、攻击、诬蔑、谩骂,还有泼人污水的下流传闻。文字被糟蹋得如此污秽,的确是华夏文明的浩劫。“破四旧”把“红宝书”之外的书籍几乎全扔进了造纸厂的浆池。像春苗渴望雨露一样渴望知识的孩子陷入了无书可读的境地,但对知识的渴求像草芽一样顽强。那几年里,我把自己所能得到所有零花钱,尽管只是几分、最多时三两角,全部花到了县城唯一的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里。每个周末我都要去逛书店,玻璃书架上摆的书就那么些,扫一眼就能看出是否来了新书。大部头的买不起,而且不用买,因为那都是印着头像的经典、宝书,还有就是“两报一刊”的单行本,那些东西父母单位都会配发的。所以,我买回来的是地图册、样板戏的剧本甚至它们的简谱!除此之外,书店里也确实没有什么了。到文革后期,也有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那几年,我就陆续购齐了鲁迅的全部杂文集。

无书可读的悲哀成了潜意识中的梦魇,所以至今我都把想看的书不计成本地买回来。念大学时,尚无经济收入,宁肯饿肚子也要把买书的钱省下来,我的体重从入学时的65公斤很快就变成在52公斤徘徊。现在,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无书相伴该怎样生活!

童年记忆——饥饿的感觉

 

圣训曰:“食色性也”,确为真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最早的记忆正是饿肚子的感觉。

那时,我被送进了托儿所,应该是全托。托儿所是一座深宅大院,原来想必是一户豪绅的家产,文革时被县粮食局占用,现在那些老房子已是荡然无存。

我的家乡那时称呼保姆叫“娘”,也就是“干娘”。我的干娘那时已是近四十岁的中年,后来我十几岁时还去看望过她,沉稳、耐劳、干练。我抱在她的怀里,在院里玩。托儿所里别的阿姨经过我们时,就来逗我,用手指摸摸我的脸蛋,点着我的肚子,笑嘻嘻的问道:“饿不饿呀?哪儿饿啊?肚肚儿饿吧?”

有一次,娘抱着我到托儿所的大食堂吃饭,就在伙房里大灶旁。大师傅给我盛了一小碗白面汤,我们称之为“糊涂”,吃稀饭就是喝“糊涂”。面汤稀稀的、清清的,但是,因为是大锅煮的,面上有些许白面花。娘就用小勺撇出白面花来,慢声细语的哄我:“乖,这是鸡蛋花,香!快喝吧!”

我在托儿所呆的时间不长,这就是托儿所给我留下的记忆。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初期。

后来,迁到乡下,就跟着农村的小伙伴们学会了很多给自己肚子里增加点儿东西的本领。田野里,有很多可以充饥的东西。夏秋,我们挎着“箩斗”——一种用荆条编的上面是T字形提梁的圆筐,拿着小铁铲去给生产队割青草。小伙伴们就教给我:这是“香不浆”——薄薄的包衣里一颗黄色的浆果,个大的有小纽扣那么大,清香微酸;这是“马”——比玻璃弹球略大一些的迷你香瓜,或许就是香瓜的原种祖先,不过要会辨别,有的直到长熟仍是苦涩,不能吃的,只能拿来玩;还有一种紫黑色的成嘟噜结的酸甜浆果,如今我把它的名字都忘记了。还有各种昆虫,蚂蚱、蚰子、豆虫,哪样有肉,哪样有油;有的要烧了吃,有的可以直接塞进嘴巴里……。当然,真正饿的时候,还是那些地里现成的红薯、玉米棒、毛豆。

小伙伴烧制这些生鲜美食非常老练。家乡的土地以黄沙土居多,松软易掘。小伙伴用小铁铲几下就扒拉出一座长方形的灶坑,几个人七手八脚弄来些秸秆、树枝之类的柴禾,放进灶坑,上面架上红薯之类,从身上不知哪儿摸出偷偷在家里藏出来的三两根火柴,小心翼翼的划着了火,点燃柴禾。如果是毛豆,一把火就可以了;红薯就需要多加些柴禾,多烧一会儿。然后,适时地(和厨师做正菜大餐一样,火候很关键哟!)用黄土封灶,焖上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是小伙伴们最难熬的时光,一边想象着、谈论着即将奉上的美味大餐,一边使劲往肚里咽着不听话的口水。好容易等到为首的大一点的孩子掂起铁铲,小伙伴们“嗷!”地一下蹦起来、围上来。大孩子必定把那些纷纷伸过来的胳膊、铁铲一一挡过去,小心地扒开灰土,将成果逐一分配。嘿,那些吃相就别看了,肯定比陈佩斯的表演精彩,而且吃完后田野里就多了几位比花脸还要美的京戏脸谱!小河沟里洗把脸,把箩斗装满青草,火红的夕阳走到火红的晚霞下边了,村庄上飘起了袅袅炊烟,过一回儿,就会有母亲唤儿回家的骂声象悠扬的歌声一样荡过来:“箩斗儿——,死哪儿去了,回家吃饭啦……”

在乡下,我家住在生产队粮食仓库的东隔壁。仓库的西山墙下一所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黑暗的旧房子里,住着一位孤伶仃五保户老婆婆,社员们告诉我:“她吃老鼠!”没有多久,她就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国家的救济粮运来了,那些年轻的男社员来卸车,孩子们也围着马车凑热闹。车上卸下来了苜蓿干、胡萝卜干,我亲眼看到,没有粮食。我偷偷的抠了一块苜蓿干放进嘴里,“这怎么咽下去呀?”胡萝卜干香香甜甜的,能吃!

据文革后的资料讲,河南信阳地区由于刮“共产风”、“浮夸风”,饿死了十几万人。信阳,那是河南的鱼米之乡!

童年记忆——桌子的伤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随着父亲从县城迁到了乡下——郑集公社,那年,我六岁。

那时候,搬家很简单。干部们都是一个背包、一只提兜,提起来就走,“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全家要搬的也就是锅碗瓢盆、衣服被褥,连那很简单的木条床都是公家的。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迁回县城时,全部家当用一辆马车带着我们五、六口人就轻轻松松的全拉上了。能够称得上家具的就是母亲的陪嫁——一张作梳妆台用的旧式双斗桌和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这两张桌子上留下了太多我的记忆,就像它们身上被我留下的那些伤痕一样多而且深刻。

小时候的我,胆小而羞怯,但是很爱动手摆弄各种东西。在我还是自己坐在床上玩的年龄,就不知怎么摸到了一支螺丝刀,戳破了自己的左手心,不敢吭声,结果发炎,被母亲拉到医院去包扎。

我的小学生活是从村里的初小开始的,黑暗的草房,泥坯砌的课桌,自带小木凳。二年级转到公社办的完小,条件就好多了,砖瓦房、玻璃窗,还有一座二层楼,楼上是学校的礼堂。我对礼堂的记忆就是一次有我们称之为“大头偶”节目的演出,那是一种像笆斗大的娃娃头像,白胖的娃娃嘻嘻笑着,好像是用木头雕刻成的,把它们罩在头上来表演歌舞。

上到二年级,被允许用钢笔写字了,同时也就开始拆解它们。

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黑火药的制法,结果,那两张桌子上除了累累刀痕就是斑斑焦痕。真佩服祖先的智慧,做黑火药竟如此方便。首先,原料易得。火硝是我带着妹妹从潮湿的老墙砖上刮下来的;木炭是随便找根树枝趁姥姥打开炉子做饭时烧一烧就有了;硫磺则是家里熏白面馍用的,只要能摸到在哪里放着的就行了。加工过程就是把它们弄碎,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混合起来。然后,就是——把它点着。“轰”,升腾的火焰和着我们欢乐的笑声!

我们脸上的黑花被洗掉了,但是桌面上却留下了一个焦痕。

有了两次成功的经验,原料也积得多了,就开始玩大的。弄来半块砖头(那时还都是青砖),忘记是用什么工具在上面打洞,把那些面面填进去,这样就是我们自制的礼花。点燃后,一样呲起两三尺高。

念到初中,喜爱化学。因为班上喜欢化学的同学寥寥,化学老师(一位不修边幅的中年女教师)也就特别喜爱我们。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学校开不出实验课。化学老师就让我们三、四个同学到她家去,给我们试管、烧杯、试纸等等,教给我们实验的要领。贫苦的环境敌不过孩子们的好奇心。没有化学药品,我们就想办法:做白铁桶、水壶的要用盐酸焊接,北门里有一家用硫铁矿生产硫酸的厂子,……。盐酸,说几句好话就讨来了;硫酸,那可是浓硫酸,非常危险的东西,大人们绝不肯给我们。只好用我们孩子的方式解决:找一只酒瓶,拴上绳子,等厂子下班后,溜到存放硫酸的棚子里,把瓶子丢进陶罐,再拉出来,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各分一些。不久,我们就有了蓝色的硫酸铜晶体、绿色的硫酸亚铁晶体、无色的硫酸锌晶体……。与此同时,我们的衣服上也增添了许多被酸碱烧灼的洞眼。有一次,不小心,碰倒了装有浓硫酸的试管。我的床头就在桌子旁,浓硫酸冒着烟从桌面流到床上,不仅桌面留下了大片焦痕,被褥也烧了一大块。好在我们牢记老师的教诲,按照要领认真操作,从没有让那些酸碱伤到我们自己。要升高中时,我们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届要考试录取的高中生,全县化学考试成绩的前十名有一多半都在我们班。

那两张桌子,早就被扔掉了,但我时时能记起它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