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我的老师

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姓张的女老师,三十多岁,胖胖的脸,不苟言笑,但对我们很好。二年级时的班主任是秦继朗老师,瘦高个儿,很帅气,也很严厉,同学们都有些怕他。一次早操,大概因为我在走步时心不在焉的望着天,被他叫出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狠狠地尅了一顿。二年级还没读完,我正在做值日的一个早上,家里来人叫我回去,“你们家要搬走了。”我匆匆收拾了书包,回到家,马车都已经装好了。我就这样连声告别都没有就离开了我的启蒙学校。

回到县城,很久没有去学校报到,因为那是1966年,学生停课闹革命,学校领导被打倒,没有人管我们转学的事。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初中时的班主任朱庚山老师。他是北师大的毕业生,被打成右派后发配到我的家乡,连老婆恐怕都是组织上配发的,成份不好,有残疾,又不会做生活操持家务。至今在我的眼前都浮现出朱老师深灰色或黑色的旧棉袄、皱巴巴的中山装衣襟下面露出长长的、高档的白绸衬衫的模样,头上是赵本山那样帽檐已经折得软塌塌的旧帽子,浑身的粉笔灰也懒得去管它。岁月除了留在脸上的深深皱纹,还有略弯的脊背。他的课教得非常好,充实而活泼生动,且善于因材施教,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晚上或者星期天,我们常到他家去玩。

一个星期天,我们围着坐在藤椅上的朱老师聊天,一个同学问起了“外国人怎么叫中国?”朱老师知道我们没有学外语,就笑眯眯的告诉我们:外国人把中国叫“支那”,发音就像“秦那”。我们又问:“秦那”是什么意思?朱老师娓娓道来:中国古代盛产糖,大量出口到西方。西方人吃了中国糖,都翘起大拇指称赞:“甜哪!甜哪!”见了中国人,也是“甜哪!甜哪!”时间久了,“中国”就成了“秦那”。说完,哈哈一笑。我们半信半疑的,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我的中学时代,有许多像朱庚山老师这样带着右派帽子的优秀教师,他们学问渊博,才华横溢,热爱学生,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在生活的逆境中,依然诲人不倦,传递着文明的火种。在我们考高中时,全县成绩的前十名中,不论语文、政治,还是数理化,都有我班同学的名字。

童年记忆——我的动物朋友

我接触的第一只动物是一只已经烧熟了的知了,严格地说,对我而言,那应该算是食物,而不是动物了。姥姥抱着不满周岁的妹妹坐在门楼外的青石墩上,把烤得鲜香诱人的知了从我手中拿过去,一边剥出里面的肉,一边对我说:“跟妞妞分着吃啊。”

最早的动物朋友应该是家里饲养的大母鸡。那时候,不论城乡,家家都要多少养几只鸡。姥姥把其中一只大黄母鸡指给我,“它是你的。记着喂它,下了蛋给你吃。”然后就教我们怎样撒粮食给鸡吃,傍晚鸡上窝后用砖头把鸡窝的门堵上,早晨起来再打开把鸡放出来。午后,当母鸡“咯咯大、咯咯大”地叫着报功时,赶快跑去捡来,小心翼翼地捧给姥姥。刚下的鸡蛋热乎乎的,捧着它心里都有暖暖的感觉。姥姥就这样开始培养我们帮大人做家务的劳动意识。

实际上,母鸡们更多是充当了我们的活玩具。它们特别温顺,也不怕我们小孩子,所以一伸手就能抓过来。很多时候,我去抓它,他不但不跑,反而卧下,松下翅膀,做出投降的样子。由于抓得多了,有的老母鸡脊背上的毛都快要秃掉了。

大公鸡可就不一样了。有一种叫“来杭鸡”的大白公鸡,个子大,能有七、八斤重,浑身雪白,长长的大红冠子,总是昂首挺胸的模样。不知怎么,不能见穿着鲜艳的小女孩,一看到,远远地就追上来啄,甚至跳起来啄到头上去。有两三次要啄我妹妹,被来我家照顾我们的大姨拦住,把鸡嘴都给踢断了。但它劣性不改,终于在一次啄了邻院的小妹妹后,大人生了气,把它给宰了。

当然,跟家人最亲密的是狗。动物们似乎与儿童有天然的亲和力。八、九岁时,有一天起了坏心眼,想看看狗被逗急了是什么样子,就拿一根木棍捅它。刚开始,这只一岁多的半大狗以为跟它玩呢,渐渐的感觉我的意图不对,就往屋里躲,被我追过去,又躲进床下面,先是咬住我捅过去的棍头,哀哀的求饶,后来忍无可忍,凄厉地叫一声,赶快窜出家去逃了。我丢下棍子,心里有一些恶毒的得意。过了小半天,它回来了,看到我,依然摇头摆尾地向我示好,没有丝毫记恨的样子。唉,忠实的小生灵!

大学放假回家时,走到离院子还有几十米,家里的狗就大声汪汪的叫起来。快近家门时,反而听不到它的叫声了,原来已经站在门后等我了。一推开院门,和母亲“我儿回来了”的声音一齐扑上来的就是这只比我还要兴奋的狗,扑到胸前亲我的脸,然后前后左右蹦着跳着亲我的手和裤脚,似乎在尽情诉说几个月不见的思念。

小时候,真正属于我自己饲养的动物有兔子和鸽子,都是我从同学那里讨来的。小兔的饲养很成功,也费了很多劲,给它们挖地窖做窝,秋天跑很远割青草晒干了做过冬的储备等等。饲养小鸽子的失败让我伤心且内疚。我弄来了两只小鸽雏,一只略大,已长出了羽毛,另一只刚出窝不久,还是浑身绒毛呢。我剪了一个小纸箱给它们做窝,把小米含在嘴里喂它们。夏天的夜里,下起了雨。我被风雨声惊醒后,担心着放在外边窗台上的小鸽子。但是,怀着侥幸心理的偷懒和孩子的贪睡,葬送了弱不禁风的小生命。第二天早晨,我呆呆的望着死去的小鸽子,找了一片干净的土地连同小纸箱一起掩埋了。我没有给这些小生命尽到朋友的职责,我愧对它们。

童年记忆——吸铁石

在记忆中,第一个令我好奇、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东西是磁铁——我们叫做“吸铁石”。那是我的姐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小块儿磁铁碎块,向我展示了它的魅力。

我父亲那时在县城唯一的一座小火电厂工作,我们全家都住在厂里。小厂子,不分生产区和家属区。姐姐时常领着我跑到父亲的办公室里玩——当然是父亲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时还能找到糖吃。

姐姐见吸铁石吸引了我,就说:咱们去找吧,能拣到的。我马上就颠颠地跟着姐姐又跑到厂子里大海捞针似地去拣吸铁石。小黑石块、不认识的机器零件,我一一地捡起来问姐姐:这是吗?回答总是令人失望。这次“拣宝”空手而归,但是“吸铁石”在我心灵中扎下了根。那时,我大概四岁左右。

小学四年级时,不知哪位同学掌握了制作耳机的方法。他是用一个香脂盒(那时塑料还未普及,低档护肤品的包装要么是蚌壳,要么就是这种小圆铁盒),一小块磁铁,剪一片铁皮折成直角,在上面绕上些漆包线,经过恰当的装配,接到广播线上,里面就发出了动听的声音。这一下,唤醒了我对磁铁的兴趣。其他材料都容易找到,唯独缺吸铁石。为此,我就再次开始了我的“拣宝”行动。不过这一次是我领着妹妹跑到县机械厂——父亲已经调到县机械厂工作了。

在一所职工宿舍院里,我发现了不知谁放在外面窗台上的一个喇叭壳子,就是当时电子管收音机里的那种椭圆形扬声器,已经没有纸盆了,但是上面有一块很大的圆圆的磁铁。吸铁石对我的吸引太大了,犹豫再三,虽然知道不应该这样不打招呼就拿走别人尽管有可能废弃的物品,还是把它拿走了。这是我此生做过的荒唐事之一。很长时间后,父亲告诉我,那位叔叔知道是我拿走了他的喇叭。我羞得脸通红。感谢这位叔叔。我不知他的姓名,但我依稀记得他的模样——修长的身材,瘦瘦的脸上常挂着笑容。从这支喇叭上拆下来的那块磁铁陪伴了我很多年,直到历经变故,我出去念大学之前留在家里的所有东西一无所存。

随后,就陆续的诞生了我自己做的耳机、自己做的矿石收音机、自己装配的黑白电视机、自己做的短波无线电台。在我插队下乡的偏远小村的一间土屋里,正是这自己装的用高高的室外天线接收的不用电源的简易收音机,给我送来了恢复高考的信息。

在大学,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的是广播电视技术工作。我是文革后我省业余电台活动的创始人之一。电和磁,已永远融入我的生命。

童年记忆——读书

在我一生所读的书中,除了课本之外,最早的一本书是父亲带回家来的一本农村科普读物《谈天说地破迷信》。它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里面所写的是我从未经验过的新鲜的知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的一节,它告诉我:天上能用肉眼看到的星星不过几千颗,绝大多数是自己会发光的恒星,只有几颗是地球这样的行星,等等天文常识。或许就是它向我打开了科学之门,进而影响了我一生的志向。这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事情。

在这不久,我又向邻居家一位比我高一、两个年级的同学那里说了很多好话借来了一部长篇小说《红日》。书不知已经传借了多少手,书角卷了起来,而且前后都已经少了几十页。我很兴奋地抱回家,心想,我也能读大本的小说了。可是,回到家里,读了几页,读不懂,很扫兴。倒是二姐拿去兴致勃勃地读去了,大概读得投入,耽误了帮大人做家务,还被大人骂了一顿。恐怕这也是我此生做理工而未从文的原因之一吧。至今,我都还没有机会再读《红日》。

我读下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也是父亲带回家来的。也许因为是自家的书,可以一点一点、一遍一遍慢慢地读,才把它读完读懂了。小说一开头对团长在旅途中的描写,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体验,使我感到整部小说的情绪基调有些压抑,尽管里面对女英雄高山的描写那么脍炙人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团长负伤住院时昏迷中深深掐着护士的细节、是高山的搭档被困在磨房里的情景。这些或许是我性格中抑郁多于亢奋的原因所致。

让我品尝快乐阅读感受的是中国民间故事。文革开始,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无人管了,高年级的同学就从里面拿出一些书来,要好的同学就借给我们看。我得到的就是几本民间故事集。民间故事中那么多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人民形象,那么优美的各个民族的动人传说,肯定影响了我一生的世界观。

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文字几乎全变成了大字报,批判、攻击、诬蔑、谩骂,还有泼人污水的下流传闻。文字被糟蹋得如此污秽,的确是华夏文明的浩劫。“破四旧”把“红宝书”之外的书籍几乎全扔进了造纸厂的浆池。像春苗渴望雨露一样渴望知识的孩子陷入了无书可读的境地,但对知识的渴求像草芽一样顽强。那几年里,我把自己所能得到所有零花钱,尽管只是几分、最多时三两角,全部花到了县城唯一的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里。每个周末我都要去逛书店,玻璃书架上摆的书就那么些,扫一眼就能看出是否来了新书。大部头的买不起,而且不用买,因为那都是印着头像的经典、宝书,还有就是“两报一刊”的单行本,那些东西父母单位都会配发的。所以,我买回来的是地图册、样板戏的剧本甚至它们的简谱!除此之外,书店里也确实没有什么了。到文革后期,也有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那几年,我就陆续购齐了鲁迅的全部杂文集。

无书可读的悲哀成了潜意识中的梦魇,所以至今我都把想看的书不计成本地买回来。念大学时,尚无经济收入,宁肯饿肚子也要把买书的钱省下来,我的体重从入学时的65公斤很快就变成在52公斤徘徊。现在,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无书相伴该怎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