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桌子的伤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随着父亲从县城迁到了乡下——郑集公社,那年,我六岁。

那时候,搬家很简单。干部们都是一个背包、一只提兜,提起来就走,“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全家要搬的也就是锅碗瓢盆、衣服被褥,连那很简单的木条床都是公家的。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迁回县城时,全部家当用一辆马车带着我们五、六口人就轻轻松松的全拉上了。能够称得上家具的就是母亲的陪嫁——一张作梳妆台用的旧式双斗桌和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这两张桌子上留下了太多我的记忆,就像它们身上被我留下的那些伤痕一样多而且深刻。

小时候的我,胆小而羞怯,但是很爱动手摆弄各种东西。在我还是自己坐在床上玩的年龄,就不知怎么摸到了一支螺丝刀,戳破了自己的左手心,不敢吭声,结果发炎,被母亲拉到医院去包扎。

我的小学生活是从村里的初小开始的,黑暗的草房,泥坯砌的课桌,自带小木凳。二年级转到公社办的完小,条件就好多了,砖瓦房、玻璃窗,还有一座二层楼,楼上是学校的礼堂。我对礼堂的记忆就是一次有我们称之为“大头偶”节目的演出,那是一种像笆斗大的娃娃头像,白胖的娃娃嘻嘻笑着,好像是用木头雕刻成的,把它们罩在头上来表演歌舞。

上到二年级,被允许用钢笔写字了,同时也就开始拆解它们。

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黑火药的制法,结果,那两张桌子上除了累累刀痕就是斑斑焦痕。真佩服祖先的智慧,做黑火药竟如此方便。首先,原料易得。火硝是我带着妹妹从潮湿的老墙砖上刮下来的;木炭是随便找根树枝趁姥姥打开炉子做饭时烧一烧就有了;硫磺则是家里熏白面馍用的,只要能摸到在哪里放着的就行了。加工过程就是把它们弄碎,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混合起来。然后,就是——把它点着。“轰”,升腾的火焰和着我们欢乐的笑声!

我们脸上的黑花被洗掉了,但是桌面上却留下了一个焦痕。

有了两次成功的经验,原料也积得多了,就开始玩大的。弄来半块砖头(那时还都是青砖),忘记是用什么工具在上面打洞,把那些面面填进去,这样就是我们自制的礼花。点燃后,一样呲起两三尺高。

念到初中,喜爱化学。因为班上喜欢化学的同学寥寥,化学老师(一位不修边幅的中年女教师)也就特别喜爱我们。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学校开不出实验课。化学老师就让我们三、四个同学到她家去,给我们试管、烧杯、试纸等等,教给我们实验的要领。贫苦的环境敌不过孩子们的好奇心。没有化学药品,我们就想办法:做白铁桶、水壶的要用盐酸焊接,北门里有一家用硫铁矿生产硫酸的厂子,……。盐酸,说几句好话就讨来了;硫酸,那可是浓硫酸,非常危险的东西,大人们绝不肯给我们。只好用我们孩子的方式解决:找一只酒瓶,拴上绳子,等厂子下班后,溜到存放硫酸的棚子里,把瓶子丢进陶罐,再拉出来,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各分一些。不久,我们就有了蓝色的硫酸铜晶体、绿色的硫酸亚铁晶体、无色的硫酸锌晶体……。与此同时,我们的衣服上也增添了许多被酸碱烧灼的洞眼。有一次,不小心,碰倒了装有浓硫酸的试管。我的床头就在桌子旁,浓硫酸冒着烟从桌面流到床上,不仅桌面留下了大片焦痕,被褥也烧了一大块。好在我们牢记老师的教诲,按照要领认真操作,从没有让那些酸碱伤到我们自己。要升高中时,我们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届要考试录取的高中生,全县化学考试成绩的前十名有一多半都在我们班。

那两张桌子,早就被扔掉了,但我时时能记起它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