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吸铁石

在记忆中,第一个令我好奇、引起我极大兴趣的东西是磁铁——我们叫做“吸铁石”。那是我的姐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小块儿磁铁碎块,向我展示了它的魅力。

我父亲那时在县城唯一的一座小火电厂工作,我们全家都住在厂里。小厂子,不分生产区和家属区。姐姐时常领着我跑到父亲的办公室里玩——当然是父亲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时还能找到糖吃。

姐姐见吸铁石吸引了我,就说:咱们去找吧,能拣到的。我马上就颠颠地跟着姐姐又跑到厂子里大海捞针似地去拣吸铁石。小黑石块、不认识的机器零件,我一一地捡起来问姐姐:这是吗?回答总是令人失望。这次“拣宝”空手而归,但是“吸铁石”在我心灵中扎下了根。那时,我大概四岁左右。

小学四年级时,不知哪位同学掌握了制作耳机的方法。他是用一个香脂盒(那时塑料还未普及,低档护肤品的包装要么是蚌壳,要么就是这种小圆铁盒),一小块磁铁,剪一片铁皮折成直角,在上面绕上些漆包线,经过恰当的装配,接到广播线上,里面就发出了动听的声音。这一下,唤醒了我对磁铁的兴趣。其他材料都容易找到,唯独缺吸铁石。为此,我就再次开始了我的“拣宝”行动。不过这一次是我领着妹妹跑到县机械厂——父亲已经调到县机械厂工作了。

在一所职工宿舍院里,我发现了不知谁放在外面窗台上的一个喇叭壳子,就是当时电子管收音机里的那种椭圆形扬声器,已经没有纸盆了,但是上面有一块很大的圆圆的磁铁。吸铁石对我的吸引太大了,犹豫再三,虽然知道不应该这样不打招呼就拿走别人尽管有可能废弃的物品,还是把它拿走了。这是我此生做过的荒唐事之一。很长时间后,父亲告诉我,那位叔叔知道是我拿走了他的喇叭。我羞得脸通红。感谢这位叔叔。我不知他的姓名,但我依稀记得他的模样——修长的身材,瘦瘦的脸上常挂着笑容。从这支喇叭上拆下来的那块磁铁陪伴了我很多年,直到历经变故,我出去念大学之前留在家里的所有东西一无所存。

随后,就陆续的诞生了我自己做的耳机、自己做的矿石收音机、自己装配的黑白电视机、自己做的短波无线电台。在我插队下乡的偏远小村的一间土屋里,正是这自己装的用高高的室外天线接收的不用电源的简易收音机,给我送来了恢复高考的信息。

在大学,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的是广播电视技术工作。我是文革后我省业余电台活动的创始人之一。电和磁,已永远融入我的生命。

童年记忆——读书

在我一生所读的书中,除了课本之外,最早的一本书是父亲带回家来的一本农村科普读物《谈天说地破迷信》。它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里面所写的是我从未经验过的新鲜的知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讲“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的一节,它告诉我:天上能用肉眼看到的星星不过几千颗,绝大多数是自己会发光的恒星,只有几颗是地球这样的行星,等等天文常识。或许就是它向我打开了科学之门,进而影响了我一生的志向。这是在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的事情。

在这不久,我又向邻居家一位比我高一、两个年级的同学那里说了很多好话借来了一部长篇小说《红日》。书不知已经传借了多少手,书角卷了起来,而且前后都已经少了几十页。我很兴奋地抱回家,心想,我也能读大本的小说了。可是,回到家里,读了几页,读不懂,很扫兴。倒是二姐拿去兴致勃勃地读去了,大概读得投入,耽误了帮大人做家务,还被大人骂了一顿。恐怕这也是我此生做理工而未从文的原因之一吧。至今,我都还没有机会再读《红日》。

我读下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也是父亲带回家来的。也许因为是自家的书,可以一点一点、一遍一遍慢慢地读,才把它读完读懂了。小说一开头对团长在旅途中的描写,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体验,使我感到整部小说的情绪基调有些压抑,尽管里面对女英雄高山的描写那么脍炙人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团长负伤住院时昏迷中深深掐着护士的细节、是高山的搭档被困在磨房里的情景。这些或许是我性格中抑郁多于亢奋的原因所致。

让我品尝快乐阅读感受的是中国民间故事。文革开始,学校的图书馆、阅览室无人管了,高年级的同学就从里面拿出一些书来,要好的同学就借给我们看。我得到的就是几本民间故事集。民间故事中那么多勤劳、善良、朴实的劳动人民形象,那么优美的各个民族的动人传说,肯定影响了我一生的世界观。

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文字几乎全变成了大字报,批判、攻击、诬蔑、谩骂,还有泼人污水的下流传闻。文字被糟蹋得如此污秽,的确是华夏文明的浩劫。“破四旧”把“红宝书”之外的书籍几乎全扔进了造纸厂的浆池。像春苗渴望雨露一样渴望知识的孩子陷入了无书可读的境地,但对知识的渴求像草芽一样顽强。那几年里,我把自己所能得到所有零花钱,尽管只是几分、最多时三两角,全部花到了县城唯一的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里。每个周末我都要去逛书店,玻璃书架上摆的书就那么些,扫一眼就能看出是否来了新书。大部头的买不起,而且不用买,因为那都是印着头像的经典、宝书,还有就是“两报一刊”的单行本,那些东西父母单位都会配发的。所以,我买回来的是地图册、样板戏的剧本甚至它们的简谱!除此之外,书店里也确实没有什么了。到文革后期,也有了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那几年,我就陆续购齐了鲁迅的全部杂文集。

无书可读的悲哀成了潜意识中的梦魇,所以至今我都把想看的书不计成本地买回来。念大学时,尚无经济收入,宁肯饿肚子也要把买书的钱省下来,我的体重从入学时的65公斤很快就变成在52公斤徘徊。现在,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无书相伴该怎样生活!

童年记忆——饥饿的感觉

 

圣训曰:“食色性也”,确为真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最早的记忆正是饿肚子的感觉。

那时,我被送进了托儿所,应该是全托。托儿所是一座深宅大院,原来想必是一户豪绅的家产,文革时被县粮食局占用,现在那些老房子已是荡然无存。

我的家乡那时称呼保姆叫“娘”,也就是“干娘”。我的干娘那时已是近四十岁的中年,后来我十几岁时还去看望过她,沉稳、耐劳、干练。我抱在她的怀里,在院里玩。托儿所里别的阿姨经过我们时,就来逗我,用手指摸摸我的脸蛋,点着我的肚子,笑嘻嘻的问道:“饿不饿呀?哪儿饿啊?肚肚儿饿吧?”

有一次,娘抱着我到托儿所的大食堂吃饭,就在伙房里大灶旁。大师傅给我盛了一小碗白面汤,我们称之为“糊涂”,吃稀饭就是喝“糊涂”。面汤稀稀的、清清的,但是,因为是大锅煮的,面上有些许白面花。娘就用小勺撇出白面花来,慢声细语的哄我:“乖,这是鸡蛋花,香!快喝吧!”

我在托儿所呆的时间不长,这就是托儿所给我留下的记忆。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初期。

后来,迁到乡下,就跟着农村的小伙伴们学会了很多给自己肚子里增加点儿东西的本领。田野里,有很多可以充饥的东西。夏秋,我们挎着“箩斗”——一种用荆条编的上面是T字形提梁的圆筐,拿着小铁铲去给生产队割青草。小伙伴们就教给我:这是“香不浆”——薄薄的包衣里一颗黄色的浆果,个大的有小纽扣那么大,清香微酸;这是“马”——比玻璃弹球略大一些的迷你香瓜,或许就是香瓜的原种祖先,不过要会辨别,有的直到长熟仍是苦涩,不能吃的,只能拿来玩;还有一种紫黑色的成嘟噜结的酸甜浆果,如今我把它的名字都忘记了。还有各种昆虫,蚂蚱、蚰子、豆虫,哪样有肉,哪样有油;有的要烧了吃,有的可以直接塞进嘴巴里……。当然,真正饿的时候,还是那些地里现成的红薯、玉米棒、毛豆。

小伙伴烧制这些生鲜美食非常老练。家乡的土地以黄沙土居多,松软易掘。小伙伴用小铁铲几下就扒拉出一座长方形的灶坑,几个人七手八脚弄来些秸秆、树枝之类的柴禾,放进灶坑,上面架上红薯之类,从身上不知哪儿摸出偷偷在家里藏出来的三两根火柴,小心翼翼的划着了火,点燃柴禾。如果是毛豆,一把火就可以了;红薯就需要多加些柴禾,多烧一会儿。然后,适时地(和厨师做正菜大餐一样,火候很关键哟!)用黄土封灶,焖上十几分钟。这十几分钟,是小伙伴们最难熬的时光,一边想象着、谈论着即将奉上的美味大餐,一边使劲往肚里咽着不听话的口水。好容易等到为首的大一点的孩子掂起铁铲,小伙伴们“嗷!”地一下蹦起来、围上来。大孩子必定把那些纷纷伸过来的胳膊、铁铲一一挡过去,小心地扒开灰土,将成果逐一分配。嘿,那些吃相就别看了,肯定比陈佩斯的表演精彩,而且吃完后田野里就多了几位比花脸还要美的京戏脸谱!小河沟里洗把脸,把箩斗装满青草,火红的夕阳走到火红的晚霞下边了,村庄上飘起了袅袅炊烟,过一回儿,就会有母亲唤儿回家的骂声象悠扬的歌声一样荡过来:“箩斗儿——,死哪儿去了,回家吃饭啦……”

在乡下,我家住在生产队粮食仓库的东隔壁。仓库的西山墙下一所不足十平方米的低矮黑暗的旧房子里,住着一位孤伶仃五保户老婆婆,社员们告诉我:“她吃老鼠!”没有多久,她就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国家的救济粮运来了,那些年轻的男社员来卸车,孩子们也围着马车凑热闹。车上卸下来了苜蓿干、胡萝卜干,我亲眼看到,没有粮食。我偷偷的抠了一块苜蓿干放进嘴里,“这怎么咽下去呀?”胡萝卜干香香甜甜的,能吃!

据文革后的资料讲,河南信阳地区由于刮“共产风”、“浮夸风”,饿死了十几万人。信阳,那是河南的鱼米之乡!

童年记忆——桌子的伤痕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随着父亲从县城迁到了乡下——郑集公社,那年,我六岁。

那时候,搬家很简单。干部们都是一个背包、一只提兜,提起来就走,“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全家要搬的也就是锅碗瓢盆、衣服被褥,连那很简单的木条床都是公家的。我记得,后来我们又迁回县城时,全部家当用一辆马车带着我们五、六口人就轻轻松松的全拉上了。能够称得上家具的就是母亲的陪嫁——一张作梳妆台用的旧式双斗桌和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这两张桌子上留下了太多我的记忆,就像它们身上被我留下的那些伤痕一样多而且深刻。

小时候的我,胆小而羞怯,但是很爱动手摆弄各种东西。在我还是自己坐在床上玩的年龄,就不知怎么摸到了一支螺丝刀,戳破了自己的左手心,不敢吭声,结果发炎,被母亲拉到医院去包扎。

我的小学生活是从村里的初小开始的,黑暗的草房,泥坯砌的课桌,自带小木凳。二年级转到公社办的完小,条件就好多了,砖瓦房、玻璃窗,还有一座二层楼,楼上是学校的礼堂。我对礼堂的记忆就是一次有我们称之为“大头偶”节目的演出,那是一种像笆斗大的娃娃头像,白胖的娃娃嘻嘻笑着,好像是用木头雕刻成的,把它们罩在头上来表演歌舞。

上到二年级,被允许用钢笔写字了,同时也就开始拆解它们。

又不知从哪里知道了黑火药的制法,结果,那两张桌子上除了累累刀痕就是斑斑焦痕。真佩服祖先的智慧,做黑火药竟如此方便。首先,原料易得。火硝是我带着妹妹从潮湿的老墙砖上刮下来的;木炭是随便找根树枝趁姥姥打开炉子做饭时烧一烧就有了;硫磺则是家里熏白面馍用的,只要能摸到在哪里放着的就行了。加工过程就是把它们弄碎,有一个大致的比例混合起来。然后,就是——把它点着。“轰”,升腾的火焰和着我们欢乐的笑声!

我们脸上的黑花被洗掉了,但是桌面上却留下了一个焦痕。

有了两次成功的经验,原料也积得多了,就开始玩大的。弄来半块砖头(那时还都是青砖),忘记是用什么工具在上面打洞,把那些面面填进去,这样就是我们自制的礼花。点燃后,一样呲起两三尺高。

念到初中,喜爱化学。因为班上喜欢化学的同学寥寥,化学老师(一位不修边幅的中年女教师)也就特别喜爱我们。大革文化命的年代,学校开不出实验课。化学老师就让我们三、四个同学到她家去,给我们试管、烧杯、试纸等等,教给我们实验的要领。贫苦的环境敌不过孩子们的好奇心。没有化学药品,我们就想办法:做白铁桶、水壶的要用盐酸焊接,北门里有一家用硫铁矿生产硫酸的厂子,……。盐酸,说几句好话就讨来了;硫酸,那可是浓硫酸,非常危险的东西,大人们绝不肯给我们。只好用我们孩子的方式解决:找一只酒瓶,拴上绳子,等厂子下班后,溜到存放硫酸的棚子里,把瓶子丢进陶罐,再拉出来,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各分一些。不久,我们就有了蓝色的硫酸铜晶体、绿色的硫酸亚铁晶体、无色的硫酸锌晶体……。与此同时,我们的衣服上也增添了许多被酸碱烧灼的洞眼。有一次,不小心,碰倒了装有浓硫酸的试管。我的床头就在桌子旁,浓硫酸冒着烟从桌面流到床上,不仅桌面留下了大片焦痕,被褥也烧了一大块。好在我们牢记老师的教诲,按照要领认真操作,从没有让那些酸碱伤到我们自己。要升高中时,我们成为文革开始后第一届要考试录取的高中生,全县化学考试成绩的前十名有一多半都在我们班。

那两张桌子,早就被扔掉了,但我时时能记起它们的样子。

由此及彼

一转眼,又是一年就要过去了。
近段时间,公务繁杂,身体欠佳,竟然有近两个月没有过来写东西了。今天过来,发现网页更漂亮了,也增加了新功能,试着用一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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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冬至节了。“冬至一阳生”,阳气萌动,春天不远了!

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1.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与几百亿的宇宙史比起来,人类历史连一瞬间都算不上。时间的不可逆使人类受到视界的限制。由每个个人进行的探索,越来越不可能毕其功于此生;小小地球更无法满足打碎夸克所需要的能量。
2.人类所能接受信息的限制:信息需要相互作用才能传递和表达。但是人是由这些物质组成的,而不是由宇宙中的全部物质组成的,因此,总有某些物质对我们这些物质不起作用,他们是另一个世界,人类与他们是完全隔绝的,对于他们,我们肯定一无所知,甚至无法想象。

3.人的精神世界是信息经验的累积,同时,人对信息的接受是由经验而来,人无法接受经验之外的信息。人对宇宙、微观粒子的认识都是基于日常经验,用我们对可见光带给我们的从几毫米到几公里大小的东西的印象来比拟那些几百亿光年或者多少万分之一毫米的东西、以秒和年的感受去想象几百亿年或者几万分之一纳秒的时间,难道不会产生很多荒谬吗?